民国新生活运动："围绕身体"的一台群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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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对国民精神的改造，需从生活形态的重塑开始。为了改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习惯，蒋介石在全国上下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当时的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危机重重，而新生活运动有如鸡蛋里挑骨头般琐碎，的确既不可思议又似乎不合时宜。其实这场运动不仅包含了民国时期的政治，还涉及社会、文化、军事、对外关系等侧面，甚至还凝聚
了中国近代史的整体趋向。若将其视作一个窗口，则可观察到民国时期中国五花八门的现象。这场极为奇妙的运动，其焦点聚集中国人的“身体”。
因此，新生活运动可谓以蒋介石、汪精卫、阎锡山等国民党高层为主，以邓文仪、杨永泰、黄仁霖等蒋介石心腹及晏阳初、曾毅、徐维廉等民间知识分子和宋美龄等显贵妇女为辅，并由成千上万的官员、商人、工人、农民、学生、将士、主妇、儿童，还有日本外交官、记者和美国传教士、军人等所扮演的“围绕身体的政治”的一台群戏。
* 文章节选自《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日]深町英夫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07）。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与微信后台联系。
1941年2月，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在重庆参加新生活运动七周年晚宴
前史（节选）
文 | [日]深町英夫
有人在瞧着我的身体！
中国人之举止动作的“不美”早已为一些早期革命家所意识到。
１８９６年，居住于日本横滨的第二代华侨冯自由（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经历了极其痛切的一次体验。他当年虚岁十四，由父亲冯镜如（后来任兴中会横滨分会会长）派往东京，和另一个中国少年一同肄业于法国天主教会所办的晓星学校。该校以法文为主，英、日文副之，学生中居住于横滨的西洋人子弟占三分之二，其余是日本人，中国人仅有他们两个。于是，西洋学生“恒歌中国人污秽一语，以示侮辱，且于运动场中屡向余等寻衅殴击”。两个中国少年不得已每于休息时间藏在厕所附近的小院里，西洋学生则“扬言华人多患腹泻”。冯自由在此校学习四个月后，“卒以不堪西童帝国主义之压迫，退学归横滨”，但不敢告诉父亲实际情形，仅说不愿意学法文而已。
１８９９年，章炳麟为了摆脱戊戌政变后的弹压而亡命日本东京，逗留在梁启超的寓所，但不了解日本习惯，“误在室内坐席无心涕唾，致为管家日妇所窃笑”。冯自由当时亦下榻于该处，故而获悉了这一奇闻。亲身经历过以卫生为借口的种族歧视之后，又亲眼目睹了被视为祖国、民族传统文化代表的“国学大师”的如此举止动作，不难想象当时年轻的冯自由所受到的心理打击之大。
１９０８年，孙中山在新加坡逗留时，有一天与汪精卫、胡汉民、邓慕韩、张永福等一些同盟会会员聊天，谈到外国人之善于清洁。有人赞赏欧美人，有人称赞日本人，得不出结论。于是，孙中山说道：“若以清洁论，中国人亦有一部份〔分〕之人其净洁逾于其他各国， 或可谓各国不能及也。……二三子不留心耳，我国好洁净之人，自成一族，不啻有数万人，汝等均所深知熟见者也。……其人迩在目前，即广州河下之蛋家是也。蛋家一族之讲求洁净，自衣服以至寝处，无不惟净惟洁，一尘不染，是其素性，为外国人所不能及。彼等虽穷无立锥，而其爱洁净之习惯并无少懈，此人所常知而彼等反忽之，此亦中国人每好舍近求远之弊。如我人能择己之长，去己所短，发扬光大之，则中国人社会乌至于停顿而不能进化也。”
1900年，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在东京合影。左起：末永节、内田良平、宫崎寅藏、小山雄太郎、清藤幸七郎、孙中山
１９２４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中举三个实例来说：
我有一次在船上和一个美国船主谈话，他说：“有一位中国公使前一次也坐这个船，在船上到处喷涕吐痰，就在这个贵重的地毯上吐痰，真是可厌。”我便问他：“你当时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我想到无法，只好当他的面，用我自己的丝巾把地毯上的痰擦干净便了。当我擦痰的时候，他还是不经意的样子。”
有一次，一个外国大酒店当会食的时候，男男女女非常热闹，非常文雅，跻〔济〕跻（济）一堂，各乐其乐。忽然有一个中国人放起屁来，于是同堂的外国人哗然哄散，由此店主便把那位中国人逐出店外。从此以后，外国大酒店就不许中国人去吃饭了。
又有一次，上海有一位大商家请外国人来宴会，他也忽然在席上放起屁来，弄倒〔到〕外国人的脸都变红了。他不但不检点，反站起来大拍衫裤，且对外国人说：“嗌士巧士迷。”
上列逸事都显示出，这些早期革命家已意识到了中国人的举止动作成为外国人惊讶、困惑、蔑视的对象这一事实。但是，他们未必认为中国人在本质上劣于外国人。例如，孙中山对这个问题持有独特的解释方式，即将其解释为《大学》八条目中的“修身”被忽略的结果。他说：“象〔像〕吐痰、放屁、留长指甲、不洗牙齿，都是修身上寻常的功夫，中国人都不检点，所以我们虽然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知识，外国人一遇见了便以为很野蛮。”然而，他通过外国人的眼光才发现了自己民族之身体的“不美”，故而提倡云：“假如大家把修身的功夫做得很有条理，诚中形外，虽至举动之微亦能注意，遇到外国人，不以鄙陋行为而侵犯人家的自由，外国人一定是很尊重的。”这意味着，中国人要按照外国的标准来注意自己身体的美观，以此改善外国人心目中自己的形象，进而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而且，孙中山自己的生活习惯与章炳麟完全相反，“经月不见唾涎，不见吐痰，遇有稍咳以巾掩口， 遇有嚏涕， 亦以巾承拭， 巾一日两换为常。”这无疑是他们海外生活经验的多寡所导致的差异，即曾在夏威夷、香港受过教育的孙中山和初次走出国门的章炳麟在经历上的不同，而与两者对中国传统学问、文化（“修身”）的了解、素养程度无关。孙中山的此种担忧和期望后来都传递给了他的继承者———蒋介石。
学习如何教养身体
１９０６年，正值清末留日热潮的顶峰时期，年满１８岁的蒋介石在负笈东瀛的船上遇到了令人震惊的场景：“一位中国同学漫不经意地吐痰在船头的甲板上，其时被一位中国水手看到，就走过来告诉他：‘一般日本人是不随地吐痰的，要吐痰就吐在手帕上或者卫生纸上，然后折起来，放回口袋，带回去洗涤或扔掉。’”
……
蒋介石在留日期间，于１９０８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回国，以后一直作为孙中山的追随者献身于革命运动。１９２４年，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校长，开始进行以其留日经验为样本的教育。他强调起居、饮食、内务、服装之纪律的重要性，并对学生们言道：“你们现在在寝室扫地，总算是你们学生自己做的一件工作。但是你们要晓得，我们在校里的生活，不单是扫地一样，凡是烧饭、煮茶、挑水、洗衣、揩地板、出粪缸这种事，将来都要自己来做。”
由于“暑期最易发生疫症”，他命令云：“军医处长、院长须切实督责各部队军医等于清洁卫生认真办理。尤须于厨房、厕所、暗沟、浴室、仓库、饭厅、寝室等处，每日派军医轮流检查，洒石灰粉或避疫水，而对于饮料及蔬菜会同管理处切实注意。”此外，军校亦有规定云：“每月施行全校清洁检查一次。”由校长、副校长或教育长任检查官，对“寝室及办公厅、讲堂、图书室、物品置场、厨房、浴室、厕所、俱乐部，并其他处所均须一一检查”，而且对于“屋角、床底及不易瞥见等处”，皆须注意。据说，当时蒋介石自己的书房也“都狠〔很〕整齐清洁”。而且，在黄埔军校及庐山军官训练团，他偶尔用戴白手套的手去摸摸门窗，若摸出乌黑的灰尘，他会恼怒发火，当场不讲情面地训斥负责人，这不用说是仿效振武学校校长的行为。他不吃点心，不吸烟，不饮酒，不喝茶、牛奶及咖啡，而喝矿泉水或蒸馏水。每天早晨５至６时起床，做体操、洗澡；中午睡４０分钟，睡后喝鲜橘汁一杯；晚上９至１０时就寝。他日常穿戴注重仪表整洁，从不解扣敞胸，即在热天，连风纪扣也不松开，衣袖也不卷起，从无不修边幅之态。如此，蒋介石年轻时在日本陆军形成的生活规律，到晚年为止，一直对其身体起到了约束作用。
《时代》1936年11月9日封面
１９２９年，蒋介石改组黄埔同学会，成立励志社，并将其托付给黄仁霖经营。黄仁霖是长期负责安排蒋介石个人及国民党“衣食住行”的后勤专家，１９３７年就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总干事，作为蒋介石的代理人主导运动。
黄仁霖曾就读于监理会在苏州开办的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后毕业于该会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设立的文特贝尔大学。其后他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经济，亦曾在位于密歇根州底特律郊区的福特汽车高原公园工厂受到培训，继而又到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参加了青年会社会服务工作的训练。回国后，他先任职于上海青年会，后由在美期间相识的孔祥熙（国民政府工商部长）介绍就任励志社副总干事，后升为总干事。励志社的戒条为：“一、不贪财，二、不怕死，三、不招摇，四、不骄傲，五、不偷懒，六、不嫖赌，七、不吸烟，八、不饮酒，九、不借钱，十、不说谎。”该社以为将校官提供日常生活上的各种服务、娱乐为主要活动内容，而它反映出来的则是与蒋介石的留日经验相同的理念，黄仁霖留美期间学到了各种有关生活上的规矩、清洁的习惯和观念，并希望在中国普及这些习惯和观念。
黄仁霖曾对福特汽车厂的福利劳务制度产生兴趣，此即自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被提倡、推广的“美国化”的一个典型事例，即对来自东欧、南欧的移民和从美国南部农村移居到北部城市的黑人实行语言、生活习惯教育的“启蒙”，促其成为以白人中产阶级为标准的“美国市民”。福特汽车雇用大量的移民、黑人工人，并以日常生活上的规矩、清洁为领受津贴的条件，企图由此促使他们成为既勤勉又健康的工人。其倡导云：“员工要在家里使用充分的肥皂和水，也要叫孩子们时常洗澡。清洁最有利于正规的生活和健康。不要忘记，最进步的人最清洁。”为此该公司社会处的调查员要挨户检查员工的家庭。
黄仁霖在励志社进行了这种寻求秩序、卫生的“启蒙”活动。在南京总社，为了改掉随地吐痰这个陋习，每扇门的背后挂一个小拖把，若有人在地板上吐痰，干事们就拿拖把来，当着这个人的面把地板上的痰擦干净，然后请他不要再这样做。大门入口处装有一面大镜子，并悬挂着一条标语，写着“整衣冠”。该处亦有简易淋浴室，设置一只五加仑的洋油桶盛满水，挂在一人高的钩子上，用一个水龙头和一根绳子控制着，这种设施很受人欢迎。
新生活运动中群众簇拥下的宋美龄
１９３３年开始的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教育内容还包含日常生活之衣食住行的规矩和清洁。蒋介石指出，中国人“这几项做人必不可缺的基本生活，都是不会”。然而，“许多人在一处共同生活”的军队“非格外注意整洁不可”！ 他说：“军队里有两个敌人：一个是有枪有炮的敌人，一个就是小到看不见的微生虫，但是这种无形的敌人，其危害军队之大，比较前一种有形的敌人还要厉害！ 而我们要防御它、消灭它，就只有讲究整齐清洁，注重卫生。”他的这段话很可能源于其在日本陆军留学之经验。
他又说：“随便吐痰，就是妨碍公共卫生、有犯公德的事，所以要他能够养成不乱吐痰的习惯。又如两个人可以坐的地方，你一个人占住，妨害人家坐的时候，就是不讲公德，不能合群；应该休息睡觉的时候，你还在那边乱七八糟，大声讲话，妨害公共安宁，这也是不讲公德，不能合群。”在此我们可以听到曾向蒋介石的头脑里灌输集团生活之纪律、卫生的振武学校《斋房条规》及日本陆军《军队内务书》的余音。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认为“剿共”战役失败的原因在于军人的日常生活习惯不佳，因而对其进行改良才是使军队强大的途径。他主张云：“你们过去一切的生活，不是军人的生活，一切的行动，不像军人的行动，所以‘剿灭’不了‘赤匪’，来蒙受这样大的耻辱！ 现在我们要想雪耻，要想救国救民，完成革命，必须从自己的基本生活———衣、食、住、行四项重新学好！”
在蒋介石心目中，他的敌人不仅是共产党。他说：“现在一般军人随地吐痰，甚至大小便也没有一定的地方，这就是表示我们军人没有知识，不知道爱清洁、讲卫生。还有身上穿的衣服，房里摆的东西，以及其他无论什么地方，可以说是乱七八糟，全谈不上整齐！ 外国人就是从这些地方， 说我们的军队教育不够， 是野蛮的军队———是乌合之众！”
由此可知，与正在企图从东北向华北逐渐扩大势力的日本军队比较起来，他认为中国军队缺乏日常生活上对纪律和卫生的要求，而且这才是中国军队脆弱的原因。然而，对于中国人之举止行为的这种忧虑并不只限于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
由下而上的启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晏阳初于１９１８年赴法国参加由北美青年会主持的为华工服务的工作，进行了开设识字班、创办《驻法华工周报》等启蒙活动。他于１９２０年归国后得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支持，相继在湖南长沙、山东烟台、浙江嘉兴等地开展了平民识字运动。
此时正式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晏阳初就任总干事。从１９２６年开始，他在河北省定县进行了史上著名的“定县实验”，即开展文艺（识字）、生计（农业）、卫生、公民等四项社会教育工作，试图解决中国农村的“愚、穷、弱、私”。他的这种担忧和期望，即按照西方标准纠正一般中国人的举止行为，以此来改善中国人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进而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也正是国民党的领导人物所担忧和期望的。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编纂的识字教科书《市民千字课》中包含着有关衣食住行之规矩与清洁的内容，即“食物要新鲜，食器要清洁，食时要有定，食量要有节，乱食会生病，生病不值得，衣服能合身，做事才方便，不必求新奇，只要常洗换，房屋要清洁，窗户要常开，浊气放出去，阳光放进来，街道常修整，家家扫干净，方便往来人，预防传染病，又利己、又利人”。这种社会教育运动的思想来源很可能是黄仁霖在福特汽车厂接触到的“美国化”，而且上述英语教科书似乎是《市民千字课》的榜样。在美国，青年会很积极地进行移民教育，晏阳初便是其会员。
通过身体的“教养”创造出既勤勉又健康的国民，这种尝试首先由欧洲各国所推进。１８世纪至１９世纪资产阶级产生了寻求日常生活上之规矩、清洁的观念和习惯，后来随着供水、污水处理系统及保健、医疗制度的发达，这种重视身体之纪律、卫生的观念和习惯通过军队、学校、医院、监狱等集体生活逐渐浸透于工人阶级。如上所述，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美国也进行了同样的“教养”，但它不仅发生在不同阶级之间，而且也出现在不同族群之间。
为了对抗列强的压迫，日本人和中国人企图仿效西方各国推动近代化的发展，为此两国都需要“教养”人民的身体，将他们改造成勤勉、健康的近代国民，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家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潜在实力。日本人在这一点上收到了一定程度的成效，而蒋介石就在其影响下认识到了日常生活上的规矩、清洁不仅关系到个人举止动作是否美观，而且也是强化国民身体的必要条件。
新生活运动宣传照片，新（右）、旧儿童生活之比较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来源于这种创造国民的运动，这正好符合蒋介石的爱好和需要，因而给了蒋介石很大的启发。晏阳初于１９３１年春天应邀赴南京，蒋介石称定县实验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基本工作。１９３３年７月，国民政府正式核定各省设立实验县办法，同年秋天先后成立了江苏江宁、浙江兰溪、山东邹平及菏泽、河北定县五个实验县。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平民教育更是有迫不及待的需要。他于１９３３年夏天，为了促进“剿共战”而倡导发展“匪区”教育，以便“组织本地民众来保卫本地方”。他通过宋美龄呼吁基督教会在江西省参加乡村复兴工作，于是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派遣美国公理教会传教士牧恩波赴南昌，他向蒋介石阐述了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牧恩波于１９３０年、１９３３年参加定县识字运动研究会、农村建设研究会时受到过极大的启发，他也曾在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相毗连的福建省建宁县按照定县模式着手开展过识字运动。
国民党政权和基督教会都愿意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的经济、文化水平，来获得他们的支持，以此对抗共产党的影响力。因此，１９３３年秋天，由牧恩波等成立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翌年在刚从红军手中收复的江西省黎川县设立实验区，晏阳初也派员协助这项工作。
就在这种情况下，江西南昌掀起了试图“教养”中国人民的身体，并由此创造出近代国民的尝试———新生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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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讯 | 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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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的必需偶尔会迫使某些人群按照某种政治方式行事。不过，这种安排从来不会持久。真正使得一伙人不顾艰难险阻团结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许多与别人界限分明的相同的信仰、相同的偏见、相同的嗜好和相同的恐惧、希望及理想。——房龙《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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